文姬归汉与约瑟兴埃
载2017年7月25日“怜恤”微信公众号
蔡琰的悲剧
蔡琰，字文姬，是汉末才女。初嫁卫氏，夫亡无子，回到娘家。董卓作乱时，蔡琰被胡人掳走，身陷南匈奴十二年。曹操素与她父亲蔡邕（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）交好，因痛惜蔡邕无嗣，遂以黄金璧玉赎回蔡琰，将其嫁与董祀。回归汉朝的蔡琰创作了《胡笳十八拍》和《悲愤诗》，内容十分感人。
《胡笳十八拍》写道：“遭恶辱兮当告谁”（遭受恶辱，谁人可与倾诉？），“戎羯逼我兮为室家，将我行兮向天涯”（胡人逼嫁，将我带往天涯），“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”（亡家失身，莫如无生于世）。“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”（兽皮为衣，不由肉战骨惊）；“鼙鼓喧兮从夜达明，胡风浩浩兮暗塞营”（战鼓声声，喧嚣直到天明；胡风浩浩，暗自钻入营中）；“冰霜凛凛兮身苦寒，饥对肉酪兮不能餐”（冰霜凛凛，寒冷实难忍耐；饥肠辘辘，肉酪终难下咽）。
虽然和匈奴丈夫生了两个孩子，但蔡琰还是念念不忘故国。乱定之后，曹操遣使来赎，她喜的是还能生还见君主，悲的是痛别幼子再会难（“喜得生还兮逢圣君，嗟别稚子兮会无因”）。为了家庭留在异域还是为了故国抛弃子女？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身为母亲的蔡琰最终撇下孩子回到了汉朝，但她用大量笔墨描述了离别的痛苦：
“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”（抚抱孩子涕泪沾衣），“焉得羽翼兮将汝归”（如何能得翅膀带上你同归），“一步一远兮足难移”（一步一远脚步难移），“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，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”（梦里握住儿手悲喜交加，醒来时刻心痛不能自已），“我与儿兮各一方，日东月西兮徒相望”（我与儿天各一方，如日月分在东西徒然相望），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，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”（可怜我的怨气比长空浩大，宇宙天地虽广也难容下）。
《悲愤诗》中的描写则更加令人心碎：“儿前抱我颈，问母欲何之。人言母当去，岂复有还时。阿母常仁恻，今行更不慈。我尚未成人，奈何不顾思。”（孩子抱住我的颈项，问妈妈要去哪里？别人说妈妈应当要走，不可能回来了。妈妈一直仁慈恻隐，如今却这么狠心离开。我还这么小，为什么就不顾不想了啊？）这种人间惨剧，使得马匹为之踟蹰不行，车辆为之不动，路人为之歔欷呜咽。而蔡琰见儿如此，更是五脏俱焚，精神恍惚失常（“见此崩五内，恍惚生狂痴”）。
蔡琰流落异乡，起因于董卓部下作乱。辗转嫁给胡人后，匈奴丈夫对她也算有收留之恩， 且待她不错（“胡人宠我兮有二子”）。为什么对宠她的胡人只有“节义亏”、“非我宜”、“空断肠”、“志摧心折”的悲情，而不能培养一些感恩欣赏的态度呢？这很值得人深思。除了曹操要她还朝，蔡琰主观上恐怕也有回汉的意愿。这个抉择与其价值观的局限和民族优越感可能都有关系。
不论个人或民族，一旦自高，以别人为“戎羯”、“蛮夷”，就不大容易与他人幸福共处。蔡琰横溢的才华令人赞叹，不幸的遭遇令人悲悯，可惜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没有信仰的滋润，这让她无法超越痛苦，只能发出凄凉的哀鸣。这场生离死别，虽然值得同情却不能令人同意，因为蔡琰可以有更正确的选择——留在胡地，留在幼子身边。
圣经中也有不幸沦落他乡的例子，信靠神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悲情，反而可以在苦难中活出美好。
约瑟的见证
约瑟本是父亲的爱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因遭哥哥们嫉妒被卖到埃及为奴，其苦不逊于蔡琰；在埃及又因持守圣洁被主母污告，身陷囹圄，也比蔡琰更冤。但他没有不习惯、不适应、心情恶劣等各种负面反应，反而敬畏神、信靠神积极面对。
从17岁被卖到30岁重获自由，约瑟不仅克服了寄居异邦的疏离感和被枉入狱的屈辱感，还能在所住之地享受神的恩典，且成为他人的祝福。约瑟在埃及落地生根安家乐业，被法老立作“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”（诗105:21）；他成功治理埃及，“各地都有饥荒，惟独埃及全地有粮食”，他“开了各处的仓，粜粮给埃及人”，“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籴粮”（创41:54、56、57）。
约瑟娶了埃及女人为妻，“给长子起名叫玛拿西（就是‘使之忘了’的意思），因为他说：‘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’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（就是‘使之昌盛’的意思），因为他说‘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’”（创41:51-52）。当父亲死后，哥哥们担心约瑟报复时，约瑟却说：“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”，并“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”（创50:20、21）。
“在受苦的地方昌盛”，这是神对信他之人的回报；“神的意思原是好的”，这是信神之人对一切苦难的正确认识。
结语
如果蔡琰能像约瑟一样有神同在（参创39:2），心境必定会大不相同。一味哀叹只会加重不幸的程度，何不在异邦享受天伦之乐、欣赏胡地风情？当然，这只是假设，蔡琰不认识神，根本无法超越自身文化和所受教育的局限，也难有信心做出放弃归汉的决定。蔡琰的悲剧不是她个人的问题。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对乡土和本族的认同，差不多到了偶像崇拜、让人无情无义的地步，实在需要被福音更新。
蔡琰的文学值得欣赏，但约瑟的神学才值得提倡。